“我们必须下很大的决心，改变现在的能源结构！”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语气强硬，“中国的能源消费70%依靠的是煤，这样的能源结构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，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。”
　　陈德铭是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《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》(以下简称《规划》)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。继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发布“十一五”能源发展规划之后，关于可再生能源未来15年发展的政策和目标，正式被中国官方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。

　　猛治沉疴
　　出台这样的发展规划，并非突兀之举。面对能源瓶颈和即将到来的可再生能源时代，中国亟需从宏观层面对已近沉疴的能源结构进行合理引导，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应用，确保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。
　　根据《规划》，今后一个时期，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点是水电、生物质能、风电和太阳能，同时积极推进地热能和海洋能的开发利用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。全国水电装机总容量将在2020年达到3亿千瓦，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，风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，总投资约2万亿元。陈德铭表示，将采取国家投资和社会多元化投资相结合的方式，解决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建设资金问题。
　　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，在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、可再生能源专家周凤起看来，主要是基于这样六条理由：能源安全和能源供应多元化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；减少化石燃料引起的城市环境污染；替代核能；创造就业机会及发展中小企业的动力；扩大技术和装备出口。
　　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，到2020年，可再生能源将在全球能源消费比例中达到30%。目前，丹麦的风电已达到总电力的18%，德国2002年风力发电已占世界风力发电量的1/3，法国计划在2025年风电达到发电总量的25%，这些还仅是它们整个可持续能源战略的一部分。而能源消费总量居世界第二位(近10%)的中国，在“油荒”、“电荒”、“水荒”相继告急的情势下，出台相应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显得更为迫切。
　　周凤起研究员表示，可再生能源作为煤炭石油等一次能源之外、在自然界可以重复循环利用的自然资源(如风能、太阳能、小水电、海洋能、地热能、生物能等)，在中国起步晚，即便在国外，也不过刚刚发展了20年。在欧美国家，政府通过对企业提供补贴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，绝大部分依托国家行政力量，如美国的《能源政策法》规定，企业用太阳能和地热发电的投资可永久享受10%的抵税优惠；德国为了提高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，设立6000万欧元的联邦研究基金，其中由政府承担的费用为4000万欧元；日本在“新阳光计划”中，每年拨款300多亿日元用于新能源技术开发。
　　据介绍，世界银行曾于1997年在中国进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项目，该项目预发贷款1亿美元，计划在中国4省市建立5座共20万千瓦的风力发电厂。然而，由于风力发电的成本太高，电网又不能以高价格购买，其中3个地区迫于无法销售而放弃了建厂计划，最终只有上海利用贷款建设了一个2万千瓦风力的发电站。由此，让世界银行清晰地认识到，在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，更为关键的是政府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支持。于是，世界银行驻中国办事处从2000年开始与国家发改委合作，帮助中国从政策和法律上予以推动。
　　十届全国人大两年前审议通过了《可再生能源法》，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入了法制化轨道。该法从资源勘查、规划、科研、产业发展、投资、价格和税收等方面，规定了政府、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权利。尽管如此，周凤起认为，相关细则的模糊导致某些行业出现一拥而上的混局。“相关细则须专门协调统一安排，整合各方能量，使中央各部门形成合力，而不是所谓‘九龙治水’的局面。”周凤起说。

　　自主布局
　　尽管中国可再生